【前方视野】核能回归中东——现实选择,还是冒险?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迅猛扩张,人类社会对电力的需求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虽然在减排压力之下,可再生能源在世界许多地区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是可再生能源的波动性问题难以解决。传统化石燃料不仅会加剧气候危机,还受地缘政治影响而导致价格剧烈波动,近期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原油价格飙升就是一个明证。
在2023年的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核能被正式确认为必须加速推广的低排放技术;并且已有33个国家支持到2050年将核电装机容量增加两倍的目标。
在这样的这背景之下,国际上出现了核能复兴的势头, 中东地区也不例外。
从电力需求到“战略选项”
在4月下旬于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一次审议大会期间,联合国裁军研究所与欧盟联合举办了一场题为“探索中东核能新时代”的边会,并发布了同名研究报告。
国际原子能机构高级协调官上岛翔太(Shota Kamishima)在会上表示,“我们所见证的不仅仅是核能的复兴。这是能源需求、技术创新与不断演变的安全局势的交汇。这创造了巨大的机遇。如果发展得当,核能可以支持可持续发展,增强能源韧性,甚至成为区域合作的平台。”
目前,31个国家的416座核反应堆提供了全球近10%的电力。另有63座反应堆正在建设中,约60个国家正在考虑或计划引进核电,包括小型模块化反应堆。
《探索中东核能新时代》报告的作者阿尔蒙塔塞尔·阿尔巴拉维 (Almuntaser Albalawi)是联合国裁军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专注于中东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项目。
他表示:“从2000年到2024年,中东和北非地区的能源需求已经增长了三倍,而且在人工智能和经济转型的推动下,这一需求还将继续上升。此外,该地区对海水淡化和降温有着独特需求,这使得对稳定能源的依赖更加迫切。”
从阿联酋到埃及的核能实践
201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设立了旨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联合国会议。在参加的24个国家中,已有两个——阿联酋和伊朗——正在运营核反应堆;埃及的一座四机组核电站正在建设中;沙特阿拉伯和约旦已进入决策后期;另有五个国家处于“评估阶段”。
阿尔巴拉维表示,核能对于区域各国已经成为了一种“战略选择”。
他表示:“以阿联酋的巴拉卡((Barakah))核电站为例,它能满足该国约25%的国内能源需求,这意味着阿联酋可以释放出近25亿美元的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出口额。再看沙特阿拉伯的情况,该国约消耗其石油产量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因此,对这些国家而言,考虑发展核能正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此外还有水资源问题。中东地区的水资源压力指数位居全球前列。再加上雄心勃勃的脱碳承诺,如果不借助包括核能在内的替代能源,要实现这些配额和承诺将非常困难。”
区域国家埃及正在推进其全面能源战略。一方面,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项目,包括本班太阳能园区和苏伊士湾风电场,致力于成为连接非洲、欧洲和亚洲的区域能源枢纽。另一方面,埃及重视核能在增强互联系统的稳定性和效率方面可以发挥的关键作用,不仅将依靠核能提供可靠的电力,还力图实现全天候清洁电力的出口。
埃及与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合作的埃尔巴达核电站配备了四座第三代+反应堆,总装机容量达4800兆瓦。首台机组预计于2028年投入运行,2030年左右实现全面投产。
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伊哈卜·穆斯塔法(Ihab Moustafa)表示,“埃及坚信,促进和平利用核能不应受到限制,也不应受到不必要的约束或附加条件。相反,我们认为,行使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特别是在核电领域,为一国各类经济活动提供必要能源——将有助于加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维护其核心价值”。
合作与限制:技术、融资与国际规则的变化
从发展核能的外部条件来讲,美国对核能技术出口的限制曾非常严苛。对核扩散的担忧导致了被视为缺乏依据或带有选择性的限制。但鉴于中东核能市场主要由俄罗斯等其他出口国主导,而阿联酋则主要依赖韩国技术,有评论认为美国现政府正在放宽这些限制,并试图进行个案审查。
此外,在资金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与世界银行行长班加在2025年签署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导致世界银行及其他国际银行目前正在解除对核能项目融资的禁令。
风险与质疑:安全、气候与长期不确定性
尽管有上述种种对电力的需求和有利因素,但中东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很自然地让人对在这一区域开发和运行核能的安全性产生质疑。
普林斯顿大学资深研究学者、科学与全球安全项目联合主任齐亚·米安教授(Zia Mian)指出,“当我们讨论核电站时,合理的时间单位应该是它的生命周期——从建设到退役,大约是75年。所有这些讨论都必须围绕一个核心问题:过去的75年中东地区是怎样的?我们又期待未来它会如何发展?即使我们只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看起,你会看到1967年的阿以战争,1973年的战争,然后是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再到1980年至1988年的两伊战争,还有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国对伊拉克的第二次战争,随后是叙利亚内战,一直延续到今天。对于核能的前景、相关体制以及所有这些问题的任何预设,你是否愿意赌一把:未来75年会与过去75年从根本上不同?”
埃及大使穆斯塔法也坦率地回应了区域合作的障碍。
他说:“为什么中东难以实现任何以合作方式共享核能或开展任何形式核合作的构想?因为有一个国家坚持不加入《核不扩散条约》全面保障监督体系。中东是一个饱受战争、紧张局势困扰的地区,核设施在冲突中就是军事目标。”
除了安全与政治考量,还牵涉到气候与环境是否适合发展核能的因素。根据世界气象组织2024年发布的首份《阿拉伯地区气候状况报告》,中东地区的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到本世纪末,气温可能上升5摄氏度,而高温会直接影响核电站的运作。
普林斯顿大学的米安教授指出,“本世纪末中东地区的温度将上升5摄氏度,不是1.5摄氏度。换言之,若建造这些核电站,待其服役期满时,中东地区将实际上无法供人们在户外居住。那么,你们究竟设想了怎样的社会模式,才能让这些核电站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当室外温度升高5摄氏度且出现漫长而强烈的热浪时,核电站还能正常运行吗?核电站的热交换需求极其庞大,其冷却水需求也极其庞大。请注意这个简单的事实:每年夏季,当人们最需要电力进行制冷时,法国却不得不关闭核电站,因为室外温度实在太高”。
核能是否是答案
米安教授还指出,“发电最快、最便宜的方式并不是核能,太阳能和风能可以更快、更迅速地提供电力。就气候影响而言,与其等待10年才能获得核电,不如花一小部分成本,就能获得十年的太阳能或风能电力。因此,就每花费一美元所带来的气候效益而言,两者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相对于传统的大型核电站,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的建设周期短、初始投资低、选址灵活,并能通过标准化批量生产降低核能应用的门槛。
对此,米安教授依然强调,单凭“技术不能决定未来。” “目前面临的困境实际上是由于各国政府内部的核政策企业家们对政策产生了操控,以及某些国家试图出口其核技术”。
他说:“我见过多次所谓‘核能复兴’的叙事。这其实是老思想。每一代人都来卖同一张飞毯。那种‘买我的反应堆,明天就是黄金时代’的技术决定论是最糟糕的。世界不是这样运转的。政治、人民、制度、历史才是关键。”
欧盟裁军与防扩散问题特使斯特凡·克莱门特(Stephane Clement)表达了不同的立场。他承认历史教训,但拒绝“宿命论”。
他说: “我不接受这种论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许多方面都运作得非常好,包括在中东。我们不能因为人类过去的失败,就自动假定未来也会继续失败。”
毋庸置疑,当能源、气候与安全三重压力交织在一起时,核能在中东的回归似乎既不是简单的技术选择,也没有单一的政策答案。
中东各国都在思考和评估利用核能的利弊得失,然而利用核能所带来的巨大潜在利益,正促使更多的国家朝着这一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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