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幸存者在联合国倾诉：“我们这些孩子目睹了世人永远不该看见的景象”
在联合国大会堂与曾孙女一同发言时，拉赞回顾了家族从德国西北部霍亚小镇的“安逸生活”，到被押送至荷兰拘留营，最终于1944年1月被关押进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悲惨经历。
在极端非人道的环境中，拉赞所展现的坚韧精神，呼应了作家兼大屠杀幸存者维克多·弗兰克尔的名言：“世人可以被剥夺一切，唯有一样东西无法夺走——人类最后的自由：在任何境遇中选择自身态度，选择自己的道路。”
拉赞当天向世界表示：“我们如何对待彼此、如何相处、如何伸出援手——这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
以下是她感人至深的完整演讲：
1930年代初，我与祖父母、父母和兄长安居在德国西北部小镇霍亚。
1935年，我刚满一周岁，《纽伦堡法案》出台，犹太人的权利遭到严酷限制。我们的生活骤然改变，父母决定离开祖国。
1938年11月9日，“水晶之夜”爆发。我们的公寓被洗劫一空，更惨痛的是，父亲被强行押往德国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三周后，他才得以获释，仅仅因为我们已备齐赴美移民的全部文件。
困于荷兰
1939年1月，我们从荷兰启程前往美国；同年12月，却被遣送至荷兰韦斯特博克拘留营，等待前往美国。在荷兰当局管理下，韦斯特博克营尚可忍受。
纳粹党卫军接管后，营地被高耸的恐怖铁丝网层层包围。1942年，通往东欧集中营和灭绝营的死亡运输由此开始。
每周一晚上张贴的遣送名单，总会引发难以言喻的焦虑、痛苦与恐惧。而每逢周二清晨，周而复始，男女老幼被押往附近的铁路站台，踏上不归路。这条路线被称为“苦难大道”。
从韦斯特博克出发的12万名男女老幼中，有10.2万人就此消失，再也没有回来。
1944年1月，轮到我们被运走。我记得抵达目的地——德国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时，是一个寒风刺骨、漆黑如墨的雨夜。
终生难忘的恐惧
我们被拖出用于运送牲口的车厢，迎接我们的是手持武器、怒吼威胁的德国守卫，身边还拴着凶猛的攻击犬。当时年仅九岁的我恐惧至极。直到今天，每当看到德国牧羊犬，我仍会感到一丝不安。
每间简陋的木制营房原本只能容纳一百人，如今却塞进了六百名囚犯。三层叠铺的床位上，每张床挤着两个人。德国的冬天漫长而严酷，每张床仅有一条薄毯和一张稻草垫，这就是两人共用的全部生存空间。
厕所只是并排摆放的长木凳，凳面开着洞。毫无隐私，没有厕纸，没有肥皂，连冲洗用水也极其匮乏。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近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们从未刷过一次牙。
每天清晨，我们被命令在名为“点名场”的巨大空地上列队，五人一排接受清点。必须站立直到所有人清点完毕，常常从清晨持续到深夜，其间没有食物，也没有饮水。
用尿液取暖
无论天气如何，我们都只能穿着单薄的衣物。冻伤屡见不鲜，我们只能用自己的尿液为冻伤的脚趾和手指取暖。
每日口粮只有一片面包和一碗稀薄的热汤。后来，面包配给进一步削减，改为每周仅发放一次，而且只有在宿舍保持整洁的情况下才能领取。
每月一次，我们被押往淋浴区。在守卫的注视下被迫脱衣时，我恐惧万分——不知水龙头里会流出清水，还是毒气。是的，我们终日饥渴交加、身处痛苦，但恐惧才是最难以承受的情绪。
在黑暗而拥挤的营房里，我们常常被尸体绊倒——尸体根本来不及清理。我们这些孩子，目睹了任何年龄的人都不该见到的景象。
难以言喻的恐怖
你或许读过书，看过电影，看过真实的纪录片，但那种持续的恶臭、污秽、无尽的恐怖与被死亡包围的感觉，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这绝非文字或影像所能真实呈现。
我们的身体、头发和衣物布满虱子。我学会区分头虱和衣虱，用拇指甲将它们碾碎，竟成了我主要的“消遣”。
大多数时候，我沉浸在自己虚构的游戏中。其中一个源于迷信的游戏对我至关重要：我坚信，如果能找到四颗大小和形状相似的鹅卵石，就意味着我们一家四口都能生还。这极难实现，但我始终深信终会找到。寻找那四颗石子，成了我的使命。
母性的力量
我的母亲是一位非凡的女性，拥有惊人的内在力量与坚韧。她去世时，距离105岁生日仅差六周。她在世时，我们五代女性同堂——这是生存与延续的见证。
有一天，母亲设法从她工作的厨房偷出盐和土豆，在我们的铺位上秘密熬煮汤品。我蜷缩在她身旁，竭力为她掩护。就在汤煮得恰到好处时，德军卫兵突然检查营房。慌乱中掩盖行踪时，滚烫的汤汁泼洒在我腿上。我们以最残酷的方式学会了自律与克制——我清楚地知道，只要我发出一点声音，就会送命。那是1945年春天，我当时只有十岁。
不久后，我们被押往东欧的灭绝营。历经十四天的火车辗转——没有食物，没有水，也没有医疗和卫生设施——俄军终于在东德小村特罗伊比茨附近将我们从这列列车上解救出来。。
车上两千五百人中，有五百人在途中或抵达后不久死亡。特罗伊比茨的居民纷纷逃离，我们住进了他们的房屋。厨房里堆满了丰盛的食物，对我们长期饥饿的身体而言却过于奢侈，我们无法消化这些突如其来的营养。当时年仅十岁半的我，体重只有16公斤（约35磅）。我们全家感染了斑疹伤寒，而父亲在获救六周后，终因病去世——此前，他已承受了长达六年半的精神折磨和肉体虐待。
新泽西的新生活
1948年，13岁的我随父母移民美国。4月23日，我们抵达新泽西州霍博肯市——那一天，正好是我们获释整整三周年。
犹太移民援助协会为我们在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市安排了住所，我们在那里重新开始生活。
由于不懂英语，13岁的我被安排与九岁的孩子一起读四年级。兄妹俩放学后都要长时间打工，帮助母亲支付账单。
通过全年修读额外课程、参加暑期学校并刻苦学习，五年后，我在18岁时从皮奥里亚中央高中毕业，在267名毕业生中名列第八。
高中毕业两个月后，我与纳撒尼尔·拉赞结婚。我心怀感恩，自己不仅在身体和精神上幸存下来，更得以通过一个幸福的家庭延续我们的血脉。
我们育有三名成年子女，他们都已成家立业，又为我们带来九位孙辈和十五位曾孙辈——这正是生存与传承的明证。
抵制仇恨
这枚鲜黄色的星章，正是当年被强加在我身上的标记。它不过是贬低我们、孤立我们、将我们排除出社会的又一种手段。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竭尽所能，防止类似的仇恨、破坏与恐怖行径再次发生。
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无论宗教信仰、肤色或国籍，都彼此以爱、尊重与同情相待。愿我们每个人都能秉持这份慈悲与敬意——这个道理如此简单，却又如此难以践行。
面对世界的阴暗面，我们能做的或许有限，但我们如何相待、如何相处、如何相互扶持——这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值此之际，我衷心祝愿在座各位、你们的子女、孙辈以及所有后代，都能在一个充满爱与和平的世界里，拥有健康、幸福而富有成效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