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道】站在十字路口：全球贸易再平衡下内陆发展中国家的战略选择
在第三次联合国内陆发展中国家问题会议召开之际，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发布的《推动内陆发展中国家经济多元化》报告不仅呈现出32个“陆锁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面临的深层结构性不平等，更提供了一系列实际可行的政策建议，强调多边合作、区域整合和技术创新将是这些国家在动荡时代中实现“突围”的关键。
结构性脆弱：地理阻隔与贸易流向
内陆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征是：离海最远、运输最难。平均距离最近港口超过1300公里，这导致运输成本比沿海国家高出40%以上，且出口所经历的通关和中转手续复杂冗长。这种地理劣势直接导致全球价值链位置的边缘化。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贸易流向的高度集中。内陆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市场极其有限，对单一经济体的依赖程度远超全球平均水平。2024年，内陆发展中国家56%的出口流向前五大贸易伙伴，其中，14个国家以中国为主要出口市场，另有11个国家将中国列为前三大出口市场之一。自2015年以来，内陆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出口翻了一番，但进口增长更快，2024年达到约783亿美元。2023年和2024年，进口持续超过出口。
与中国相比，内陆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的贸易自2015年以来相对稳定，对美出口基本停滞。但莱索托对美出口占比为24%，埃塞俄比亚为10%，尼泊尔为11%，突显出这些国家的集中脆弱性。如果这些贸易伙伴调整贸易政策，这种依赖性将放大其影响。事实上，莱索托被列为对美国关税上调最脆弱的内陆发展中国家，模型显示其出口损失脆弱性指数为18%，原因是对美出口依赖度高。
此外，与欧洲主要出口高价值制成品的内陆国家不同，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大多数内陆发展中国家依赖低价值或初级商品。2024年，内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品中，超过82%为未经加工、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尤其以金属矿产、能源资源和农产品为主。
高度集中的贸易依赖，叠加有限的产品种类，使得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模式呈现出“双重脆弱”：不仅对价格波动极为敏感，也容易因主要贸易伙伴调整政策而遭受直接打击。一旦单一市场出现壁垒、需求下降或政治摩擦，内陆发展中国家往往难以在短期内找到替代市场或重构贸易体系。
应对全球贸易再平衡：维持现状还是多元突破
2025年8月1日，美国宣布对其贸易政策进行全面调整，内陆发展中国家将面临10%至40%不等的关税，而此前这些国家几乎享受零关税待遇。除了全球关税再平衡外，美国还在调整与欧盟和中国的贸易关系，这两个全球最大的贸易集团也处于变动之中。
目前，美国对欧盟实施统一15%关税，同时对飞机、半导体设备等战略商品实行“零关税”；对钢铁、铝征收高达50%的关税，并签署能源采购协议，欧盟将以7500亿美元进口美方能源产品。中欧峰会期间，针对双边贸易失衡的现状（2024年欧盟对中国贸易逆差达3050亿欧元），欧盟提出扩大在华市场准入、减少出口管制以及限制产能过剩的影响等“再平衡”主张。
全球贸易的再平衡对内陆发展中国家既是冲击，也是契机。真正的挑战不在于美国加征关税或中国再布局，而在于内陆国家自身是否具备主动重构贸易结构的能力。选择强化单边依赖，还是争取多元突围，将直接决定它们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未来生态位。开发署在报告中分析了两种选择带来的不同结果。
情景1：强化现有贸易模式
在这一情景下，内陆发展中国家将看到现有贸易模式的强化，增加对中国的商品供应，且仍以初级商品为主。推动这一趋势的因素可能包括：中国推动南南经济合作的战略举措，如“一带一路”倡议在亚洲和非洲建设公路和铁路，以及中国为应对西方保护主义而将出口转向新兴市场。事实上，中国对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地区的出口已显著增长，例如2025年5月，中国对非洲市场的出口同比增长12.2%，而对美出口则下降9.7%。中国正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内陆发展中国家开展务实合作，资助交通走廊和能源项目以改善互联互通。在32个内陆发展中国家中有28个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国。
中国增加供应和参与可以为这些国家提供急需的基础设施和价格实惠的商品，可能缓解其结构性孤立问题，但也可能强化单一伙伴依赖和经济结构单一性。在这一情景下，内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政策挑战是如何管理与贸易伙伴的关系，以最大化发展收益（互联互通、投资、技术），同时降低风险（过度依赖、债务、多元化缺失）。需要采取主动策略，确保伙伴参与成为更广泛贸易一体化的跳板。
情景2：推动经济多元化
这一情景的前提是内陆发展中国家主动制定发展决策，适应当前的贸易和关税现实，并通过经济多元化开拓新市场。报告指出，经济多元化难度很大，很少有行业或国家成功实现了出口多元化。然而，通过加强贸易体系和区域合作，内陆发展中国家可以在快速变化的全球贸易环境中开辟一条通往经济多元化、竞争力和韧性的道路。
在这一情景下，中国在全球出口中的部分份额可能因内部变化（工资上涨、转向内需）或外部压力（贸易限制、进口商多元化策略）而转移。最近一项研究指出，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土耳其等八个新兴经济体将成为制造业从中国转移的主要受益者。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目的地中没有一个内陆发展中国家，这意味着若无重大政策改革，内陆发展中国家可能错过这一波工业机遇。
不过，在长期产业转移情景下，内陆发展中国家可以争取进入此前难以触及的全球价值链。例如，全球服装市场的微小变化也可能带来巨大影响：分析人士估计，如果现有服装生产的1%转移到非洲，非洲的服装出口将增长47%。一些内陆发展中国家已开始为此布局。其中，埃塞俄比亚正大力投资工业园，吸引从中国转移的纺织和服装制造商，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同样，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可能吸引纺织、食品加工或化工等行业的制造业投资，因为这些中国企业正在“一带一路”伙伴中寻找更低成本的生产基地。此外，如果中国调整进口策略，生产农产品或金属的内陆发展中国家可能看到长期出口机遇。
战略性政策选择
报告指出，在全球贸易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背景下，内陆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十字路口。无论最终的贸易政策格局如何，再平衡都为内陆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通过战略性政策争取更有利地位的机会。探讨的两种情景表明，无论是强化现有贸易模式还是推动多元化，内陆发展中国家的结果将取决于当前的政策选择。
为此，报告提出六大政策方向，帮助内陆发展中国家应对贸易环境变化、融入全球供应链，并增强经济韧性：
第一，贸易便利化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降低跨境成本和延误，通过实施《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简化通关手续，并投资公路、铁路、陆港等连接出海口的交通设施；与过境国签署走廊协议和统一法规，加快货物流通，缓解地理劣势。
第二，提升附加值与拓展出口结构。内陆发展中国家需要继续拓宽经济基础，以减少对外部冲击的敏感性。这意味着发展新的出口行业和更高附加值的产品，摆脱当前对初级商品的依赖。发展农产品加工、轻工业、特色服务等新兴产业，建立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吸引投资，将原材料出口转向本地加工和高附加值产品，减少对单一初级商品的依赖。
第三，把握供应链转移机遇。为从贸易再平衡中受益，内陆发展中国家必须积极吸引投资者并融入区域和全球价值链。这需要改善商业环境以满足投资者期望，包括简化法规、确保政策稳定、打击腐败，以及提升劳动力技能等。当中国企业自身寻求海外低成本生产基地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通过提供合作机会抓住机遇，并推动区域内国家形成互补型产业集群。
第四，深化区域一体化与过境合作。加入和落实区域贸易协定，统一标准和关税政策，改善跨境运输协议，扩大市场规模，并在区域价值链中占据一席之地。通过改善区域一体化，内陆发展中国家可以缓解国内市场小且封闭的劣势，将自己定位为更大经济空间的一部分。这不仅有助于吸引投资，还能在主要贸易伙伴出现问题时提供缓冲，因为更强的区域内贸易可以成为替代增长引擎。
第五，多边支持与南南合作。国际社会在帮助内陆发展中国家应对全球再平衡方面可以发挥作用。借助多边机构提供基础设施融资、贸易谈判能力建设和数字贸易支持；开展三方或南南合作，引入新兴经济体的投资和经验，实现互利共赢。
第六，增强韧性与风险管理。最后，鉴于全球贸易变化的不确定性，内陆发展中国家应增强整体韧性。这包括建立储备基金、保险机制和多元化贸易伙伴组合，提升人力资本与数字能力，制定情景化应急预案，以便快速应对全球市场波动或产业机会。
报告指出，经济多元化难度很大，许多制约因素深植于治理瓶颈和政治经济陷阱中，但上述政策选项强调了务实步骤：从建设公路和边境检查站到培训工人和吸引投资者，再到利用多边支持机制，帮助内陆发展中国家从被动应对全球变化转向主动塑造自身发展未来。
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当务之急是将资源和政治意愿导向帮助内陆发展中国家融入不断变化的全球贸易格局。在正确的政策和伙伴关系支持下，即使没有海岸线，内陆发展中国家也能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中找到繁荣之路，将地理限制转化为创新互联与合作的机会。未来几年至关重要，以确保没有内陆国家在全球贸易的浪潮中被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