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方视野】黑金与战火：解码中东地缘政治博弈下的油价震荡
以伊冲突引发的油价震荡
6月13日凌晨，以色列对伊朗纳坦兹核设施发动空袭，中东局势骤然升级。布伦特原油价格从每桶65.18美元急剧拉升，盘中一度触及70.42美元，日振幅高达8.03%，创下年度最大单日涨幅。市场对此次“黑天鹅”事件的剧烈反应，突显出全球对中东原油供应稳定性的深度忧虑。
随着伊朗展开导弹与无人机报复打击，局势迅速恶化，油价持续走高。6月17日，布伦特油价升至每桶73.85美元，较冲突前上涨13.3%。6月21日，美国对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实施空袭，伊朗议会则高调威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布伦特价格随即冲高至每桶78.64美元，市场恐慌到达顶点。
6月24日，随着美方宣布促成以伊临时停火协议，市场紧张情绪迅速缓解，布伦特原油当日暴跌4.79%至68.05美元/桶。这场为期12天的油价行情与事件演进交相呼应，不仅印证了中东地缘政治与全球能源市场的深度绑定，更凸显出现代战争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即时传导机制已进入“秒级响应”时代。
历史镜鉴：地缘危机如何撬动油价
过去半个世纪，每一次中东地缘危机几乎都伴随着国际油价的剧烈波动。世界银行在2023年10月期的《大宗商品市场展望》报告中，回顾了五个重要历史节点：
1. 1973年石油禁运（第一次石油危机）
1973年10月，阿拉伯国家因赎罪日战争对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实施石油禁运，持续至次年3月。全球石油供应每日减少430万桶（约占当时总供应量的7.5%），石油输出国组织基准油价从每桶2.7美元飙升至13美元，涨幅达300%。尽管禁运仅持续5个月，但油价并未回落至此前水平，反而引发全球通胀飙升，并成为1975年经济衰退的关键因素之一。
2.1978-1979年伊朗革命（第二次石油危机）
1978-1979年伊朗革命导致该国石油生产瘫痪，全球供应每日减少560万桶，油价在半年内翻倍。此次冲击加剧了全球通胀，并显著抑制石油需求和经济增长。由于伊朗曾是全球第二大石油出口国，其供应中断暴露出石油市场的脆弱性，促使多国加速战略储备建设。
3.1980-1988年两伊战争
1980-1988年两伊战争使两国石油出口几乎停滞，全球市场每日减少410万桶供应。双方互相攻击对方的石油设施和油轮，导致波斯湾航运风险陡增，油价最初上涨20%，但由于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剩余产能增加及全球经济疲软，价格很快回落。
4.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导致两国石油出口中断，全球供应每日减少430万桶，油价短期内翻倍。为稳定市场，石油输出国组织增产，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战略储备。1991年1月海湾战争爆发后，随着多国联军迅速击败伊拉克，市场预期改善，油价迅速回落。
5.2023年巴以冲突
2023年10月，巴以冲突再度引发市场对石油供应的担忧。尽管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并非主要产油国，但冲突初期，国际油价上涨约4%，跃升至88.15美元/桶。随着以色列对加沙地区展开大规模空袭、战事持续升级，市场避险情绪高涨。10月中旬，油价进一步冲高至约93.44美元/桶。
以上历史节点完美呈现了地缘政治风险对原油价格的短期影响，即冲突爆发—溢价上升—局势升级—油价攀高—风险缓解—价格回落。尽管每一次冲突的背景各异，但油价在面对地缘政治风险时的反应路径，具有相当一致的规律性。
油价为何“秒级震荡”？
当然，这个线性关系远非如此简单。在俄乌战争爆发后，世界银行曾举行专题研讨会，汇聚多领域专家，共同剖析“冲突”与“油价”之间的即时传导效应与深层驱动因素。
最直接的诱因是供需结构的失衡。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家蒂姆和圣母大学经济学教授鲍迈斯特以俄乌战争为例，解释地缘冲突开始后各方是如何通过贸易流重构等方式直接大幅降低石油市场的供应弹性的。在欧盟对俄罗斯石油实施禁运措施和价格上限制裁后，市场出现了明显的柴油供应缺口。然而，石油输出国组织在会议上宣布同步减产约10万桶/日，以及美国页岩油生产商优先考虑利润回报，选择放弃扩张产能的举措，让供不应求的局面愈演愈烈。
地缘政治冲突对市场心理层面的冲击效应尤为显著。石油作为战略性大宗商品，其价格不仅由供需决定，更易受市场情绪与预期主导。正如摩根大通全球大宗商品策略主管卡涅娃的分析：1970年代能源危机期间，市场普遍采用10年期固定价格合约，并通过组建大型能源集团来对冲风险。但如今能源合约的期限已从过去的5-7年大幅缩短至3年左右。这一论述揭示了现代能源市场对地缘风险敏感度显著提升的原因：当市场缺乏稳定的定价基准，且各方都刻意规避长期承诺时，任何地缘政治的风吹草动都会刺激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投机行为，而高频的短期交易必然加剧价格的异常波动。
政策干预的有效性将最终平衡市场波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财政部长伊姆伯特表示，该国作为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受益于油价上涨。但与此同时，也承受着燃料补贴增加的巨大财政压力。在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后，为了不让国民承受当时国际市场上的汽车燃油价格，政府建立了双重机制：首先通过立法设定燃油固定价格，随后创立石油价格补贴基金，通过向石油公司征税来维持补贴。这一政策一直延续至今。他还表示，目前，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正在逐步改革补贴机制，并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该国努力在能源出口收入、国内能源消费负担以及能源转型之间寻找平衡。
迈向可再生能源的必然选择
世界银行对比当前和1970年代价格冲击期间的石油市场状况，发现国际油价呈现出短期波动与长期趋稳并存的现象。尽管地缘冲突仍会引发油价剧烈波动，但结构性变革正重塑能源市场的长期格局：首先是供应来源的日益多元化打破了传统产油国的垄断地位；其次是战略石油储备体系的完善与国际能源署的建立增强了全球能源治理能力；最重要的是，从依赖化石燃料到使用可再生能源的转型正逐步实现，这一点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不谋而合。
今年1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第十五届大会上指出：“清洁能源的时代已然来临。”以太阳能、风能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不仅能够打破对化石燃料的路径依赖，更能为全球减排目标提供现实解决方案。
为此，他提出三大行动纲领：首先，各国政府必须遵照即将发布的新的国家气候行动计划，实现从化石燃料到清洁能源的公平转型；第二是解决资金问题。如：提高多边开发银行的贷款能力，增加优惠融资，并采取有效的债务行动。制定有效的碳定价，挖掘新的融资来源；第三，构建政府、企业、公民社会三位一体的协同治理网络，将承诺转化为实际行动。
2025年以伊冲突不仅是一场区域性冲突，更是一面镜子，折射出全球能源系统的结构性脆弱与转型紧迫。短期内，市场神经紧绷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以及冲突升级可能引发的核灾难风险。长远来看，唯有真正摆脱对“黑金”的路径依赖，构建可再生能源主导的新型能源治理体系，才能在未来更多不确定性面前保持战略主动。
【拓展阅读】石油咽喉：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地位与封锁风险
6月22日，伊朗议会曾通过“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决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警告称，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无异于经济自杀。然而，在民族情绪高涨的冲突时期，理性的经济计算是否会让位于政治考量，正是市场最为担忧的情景。所幸，海峡最终并未被封锁，虚惊一场。
霍尔木兹海峡，这把悬在全球能源市场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其战略价值在每次中东危机中都会被重新评估。它是位于伊朗与阿曼之间的狭窄水道，最窄处不到40公里，却是一众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伊朗、科威特等）通往印度洋的唯一出口。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显示，每天约有2000万桶石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其中84%的原油流向亚洲市场，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是主要目的地。
2024年及2025年一季度，全球超过25%的海上石油贸易都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这种不可替代的地理位置和运输量，使得任何关于海峡可能关闭的言论都会立即引发市场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