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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抗疫英雄曾挺身而出,如今呼吁全球领导人勇敢担当

在新冠疫情期间,许多无名英雄以非凡的方式挺身而出。五年过去了,他们的声音依然承载着世界不应忘记的教训。
联合国
在新冠疫情期间,许多无名英雄以非凡的方式挺身而出。五年过去了,他们的声音依然承载着世界不应忘记的教训。
当世界各国领导人齐聚日内瓦,就联合国斡旋的一项新的《大流行协定》展开谈判之时,我们再次拜访了历经新冠肺炎疫情的一线医生、社区倡导者、青年志愿者和记者。他们的声音只是数百万人中的一部分,却体现了这一历史瞬间的重要性。

日内瓦即将迎来全球卫生领域的一个决定性时刻。

联合国在预防未来大流行病的努力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世界卫生大会正在努力敲定《大流行协定》的文本。这份文件是在新冠疫情带来的惨痛教训与来之不易的经验中孕育而生的。

协定承诺共享信息、公平获得疫苗和治疗手段,以及加强医疗保健体系。这些内容使有过疫情最糟糕经历的人们产生深深的共鸣。

2020年,在全球疫情最严重之际,《联合国新闻》采访了众多在面对不可能任务时展现出非凡勇气和决心的无名英雄,包括医生、社区工作者、一名记者、一名青年志愿者和一名土著领袖。

他们疲惫不堪,忐忑不安,却又充满希望和怀抱决心。五年后的今天,他们身上带着那场战斗留下的伤痕和智慧再次走到了我们的面前。

再度回首,他们的反思提醒我们,我们面临的危机是什么。

玛格丽塔·卡斯特里隆,儿科医生,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我们是没有披风、没有公平报酬的英雄。”

2020年,居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哥伦比亚儿科医生玛格丽塔·卡斯特里隆医生发现自己承担的工作远超日常的临床工作。

随着新冠疫情席卷阿根廷,她自愿参与紧急医疗转运,乘坐救护车将许多疑似感染病毒的病人转运到全市各地的医院。

在一次漫长而疲惫的轮班结束后,她注意到公寓楼的电梯上贴着一张手写的标语。上面写着:“我是七楼的维多利亚。如果您需要任何杂货或帮助,请按我家门铃。”她回忆道:“在辛苦工作了一天之后,这个举动让我心里充满感激。我心想:‘好人多于坏人’。同理心正在占上风。”

卡斯特里隆身兼数职——诊所、救护车、大学教师——同时还要抚养年幼的女儿。“那段经历太残酷了。回想起来,我都想哭。如果重来一次,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还会这么勇敢。每天我都心惊胆战地离开家。”

穿着全套防护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酷暑中度过的记忆至今仍萦绕在她心头。“我们是没有带着光环、没有获得合理报酬的英雄。我们24小时工作,为生病的同事顶班,无法一起吃饭,也无法交谈。”

但这段经历给了她一份意想不到的礼物。“我在家教女儿读书、写字和做数学。这让我成为了一个更好的母亲。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珍惜家庭和真正的友谊。”

她的医疗常规也彻底改变了。“我现在给每个病人都戴口罩。这能保护我们俩。医院里的洗手液站现在是永久性的了。”

对于即将达成的全球协议,她坚定地表示:“我们需要政府层面的合作和对人民的爱。我们经历过地狱般的煎熬。一些同事仍然饱受恐慌症的折磨。认可和公平的薪酬对于保持卫生系统的强大至关重要。”

叶夫根尼·皮内利斯,重症监护医生,纽约布鲁克林

“我真心希望不会再有下一次,因为我不确定我们是否真的做好了准备。”

2020年春天,当我们第一次采访叶夫根尼·皮内利斯医生时,他正经历纽约市第一波新冠疫情的至暗时刻。

他回忆道:“我们的第一位重症患者是3月7日来的。到月底,我们40多张重症监护室的床位都满了,病房的护士们的工作负荷早已超出了安全限度,一次最多要照顾五名危重病人。”

防护装备非常短缺,他不得不自掏腰包购买,而志愿者们则争相捐赠装备,有些虽然没有认证,但总比没有强。

在整个危机期间,皮内利斯医生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消息,诚实而谨慎地记录着当时的混乱局面。他说:“一天早上醒来,我发现有成千上万的新粉丝。”

五年后的今天,他的反思令人警醒。“我只能从一名普通重症监护医生的角度来谈论这件事。如果要我总结一下,我会说,我意识到,如果有必要,我已经准备好付出远超常规的努力,竭尽所能,去面对一种我们尚不完全了解、也不知道该如何治疗的疾病。”

他表示,公众的反应褒贬不一。“一方面,有志愿者愿意付出、人们表达的支持和团结。但另一方面,也有阴谋论、对像手术室关闭这样琐碎的事情的抱怨,有时甚至还有对医务人员和科学家的敌意。”

在疫情初期,积极情绪似乎占了上风。但大约一个月后,消极情绪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他说:“我们很幸运,这种疾病最终被证明并不致命。”

至于目前的准备情况,皮内利斯博士仍然保持谨慎:“很难想象我们将来的准备程度会比当时在纽约时更低。所以,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准备得更好。但似乎吸取的教训并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我真心希望不会再有下一次,因为我不确定我们是否真的做好了准备。”

陈静瑜,肺部移植专家,中国无锡

“《大流行协定》是全球卫生领域的一个转折点。”

陈静瑜,中国肺移植领域专家
无锡市人民医院

2020年,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中国肺移植领域的领军人物陈静瑜医生,为危重新冠肺炎患者实施了全球首例肺移植手术。

他的团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工作,将手术室搬到了传染病医院,并采取了极其严格的防护措施,以避免感染。

陈静瑜医生当时说道:“在切除病变肺部的过程中,我们并不知道患者的呼吸道中是否存在病毒。因此,我们采取了非常严格的防护措施。我们就如何挽救生命、保护医护人员并实现零感染进行了非常科学的讨论。”

如今,陈静瑜医生表示,《大流行协定》代表着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首先,在预防和早期应对方面,该条约将有助于建立全球协调一致的预防体系,加强病原体监测和信息共享,并落实‘同一个地球村,同一个健康’的理念。其次,该条约为公平获取医疗资源提供了法律保障,避免了国家垄断,并提升了重症患者救治能力的全球标准化。”

他认为,必须汲取疫情的教训,建立更加公平的体系。高端医疗技术的获取和培训将增强发展中国家应对呼吸衰竭等重症疾病的能力,并降低死亡率。

他说:“只有通过国际合作和科学共识,我们才能真正拥有抗击疫情的勇气和信心。”

马科斯·特雷纳,土著人领袖,巴西

“联合国必须缔结生命公约。”

马科斯·特雷纳,土著活动家。
Taily Terena

这场疫情摧毁了巴西的土著人社区,包括特雷纳自己的哈内族人。他回忆道:“我仍然记得那个早晨,在我们土著人社区,听说我们的一位表亲突然去世。他开始咳嗽,最后死了。这让我们社区的所有人都感到害怕。”

“在他去世大约两小时后,我们得知他的妻子也因同样的症状去世了,她去医院取回了他的遗体。我们开始恐慌,寻求帮助,因为这种疾病甚至连我们的领导人都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和治愈。他们对这种由风传播给我们的疾病知之甚少。”

当他的兄弟,土著人奥运会的创始人,也死于新冠疫情时,他的损失变得更加沉重。“这让我们落泪。他去了医院,却再也没有回来。”

回顾过去,特雷纳先生认为世界卫生组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说道:“当世卫组织成为应对疫情的协调中心和调解人时,联合国就在全球各国政府中扮演着非常负责任的角色。”

如今,他的发言仍然紧迫而清晰。“我们谈论的不是金钱或货币。我们谈论的是福祉。我们土著人民为地球而战。地球是我们的母亲,也是我们生命的源泉;它赋予我们宇宙观、粮食安全和人民尊严。”

在世界各国领导人再次会面之际,他向他们发出最后的呼吁:“联合国应该缔结生命公约、尊严公约,以及生命对所有人至关重要的公约。”

尼基尔·古普塔,联合国青年志愿者,印度瓦拉纳西

“当世界停顿下来时,我们挺身而出。当恐惧蔓延时,我们传播希望。”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的尼基尔·古普塔
开发计划署/Srishti Bhardwaj

新冠疫情席卷印度的精神圣地瓦拉纳西之际,来自北方邦的联合国志愿者古普塔挺身而出,为最偏远的社区提供服务。

他说道:“疫情改变了一切。在瓦拉纳西,新冠疫情感染了超过8万人,偏远村庄的数千户家庭无法获得医疗保健、教育,甚至无法获得准确的信息。但这场危机不仅暴露了差距,也展现了勇气。”

古普塔先生和他的团队推出了富有创意的基层解决方案。在联合国“不让任何人掉队”原则的指导下,他们创作了一个名为“甘加”的动画志愿者指南。这是一个友善的角色,拥有温暖的声音和朴素的智慧。“甘加”成为了希望的灯塔,通过在印度楝树下观看共享手机屏幕的视频,向村民们普及卫生、安全和疫苗接种知识。

他们还开设了“教育小屋”。古普塔介绍道:“这是一间用废料搭建的社区教室,但却充满使命感。在那里,我遇到了拉朱,一个来自附近贫民窟的11岁男孩,他已经无法上学了。每天下午,他都会坐在一张破旧的垫子上,睁大眼睛,充满好奇,用粉笔涂鸦。如今,他已经能流利地读写,梦想成为一名教师。”

“那些充满人性的时刻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阿玛·香蒂·德维是一位90岁的寡妇,住在一个偏远的村庄。封锁后,她孤身一人,几个月都没出门。通过我们的志愿者,她定期接受健康检查、药品配送,甚至还有人可以倾诉。”

展望《大流行协定》,古普塔先生表示,它不应该仅仅是技术性的或自上而下的。它应该回应像阿玛和拉朱这样的人的声音。它必须融入当地智慧、志愿者网络,并确保基层公平。他想对世界领导人说:“法律可以指引,但爱必须引领。投资于服务他人的心,而不仅仅是速度。”

他补充道:“支持年轻的变革者。认识到社区驱动行动的力量。建设包容的医疗体系。建设一个即使暴风雨来袭,光明也不会黯淡的世界。因为每个村庄,都有一个尼基尔。而每个尼基尔,都蕴藏着一个等待被引领的年轻人。”

亚历杭德拉·克雷尔,记者,墨西哥城

“健康不仅仅是疫苗,还包括心理健康和情绪健康。”

疫情席卷墨西哥时,克雷尔不仅仅是在报道危机,她还在发出警报。她的调查报告《杀死一个儿子》显示,在墨西哥,每两天就有一名15岁以下的儿童被杀害,通常是在家中,而且往往是被家人杀害。

她说:“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初,我开始与不同的儿童权利和家庭暴力专家交流。我们很担心,因为我们即将在学校、体育场馆和社区中心失去孩子。在新冠疫情期间,孩子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受到伤害。”

“对许多人来说,家并非安全的避风港。他们的家对他们来说是最危险的地方,而他们最近的家人通常是施暴者。五年后的今天,暴力事件并没有减少。疫情过后,家庭暴力案件数量有所增加。”

她分享了一个令她终生难忘的案例。祖母何塞琳娜·扎瓦拉举报了她残疾孙子遭受性侵。她报了警,尽管有孩子的证词和证据,他的父亲还是被赦免了。“当人们向当局寻求某种正义时,当局通常调查不足,导致案件悬而未决。”

这场疫情也重塑了她的个人信念。克雷尔表示,健康是我们最重要的保障,我们生活在像墨西哥这样缺乏良好公共卫生体系的国家,疫情或其他任何疾病都可能让人难以承受。

她补充道:“工作并非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家人以及你所爱的人才是真正的财富。我们需要花更多时间陪伴他们,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还能分享多少时间。”

展望世界卫生大会和《大流行协定》,她警告称,全球应对措施必须超越疫苗和药物的可及性。健康不仅仅是疫苗,还包括心理健康和情绪健康。

克雷尔最后向世界各国领导人发出的寄语既关乎个人,也关乎政治:“我们需要开辟一条惠及世界所有国家的道路。这些问题必须摆到桌面上来讨论,因为在疫情中,它们可能决定一个家庭能否在逆境中生存下来。”